关键词：民间生活 文化艺术 狂歌 失重
近些年来，“民间”，一直是当代文学写作注视和表现的重要视域，也是理论探讨的焦点和热点。从早些时候陈思和提出的“民间的沉浮”、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到近年被大力倡导的“底层写作”，“民间”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各自独特的品性在当代持续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空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民间显然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和叙事选择、叙事方式。“民间”使当代作家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也体现了文学写作传统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和历史再生性。尤其值得我们欣慰地是，对“民间”的注视与挖掘正在成为更年轻一代有潜质作家的写作生长点和支撑点，他们正在以充满激情的写作，表达着浓郁而强烈的本土体验，表现、阐释着坚实的乡土中国内涵和形态，使当代汉语写作在民间这一文化流脉得以承传和延续。我觉得，在当下这个世情喧嚣、人心浮躁的“转型”时期，一个作家将自己的审美目光、想象和笔触深入到乡土世界，以一种民间的情怀去看待、发现历史的朴素、丰富和复杂，显示出生命的自然状貌，努力地寻找另一种真实，这不仅是一种有责任感的写作立场和姿态，更是一种具有文化感的宽广胸怀，以此成为写作不竭的叙述动力，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小说的叙事选择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叙述主要围绕马翠翠和兰妮、大臭、二臭一家的命运沉浮展开。从故事的形态上看，《黑水民谣》的叙事时间跨度虽然短，但仍算是一部家族小说，整部作品演绎一个家族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刀光火影。一个家族的兴旺、破败和毁损，充溢着黑水人毫无顾忌的原始生命力，人心和人性被刻画、书写得淋漓尽致。小说尽管没有十分明确的贯穿性的叙事视点，看上去松散随意，善于变化腾挪，大起大落，不拘章法。叙述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焦点，但恰恰是这种没有“主视角”的叙事，给这种“荒野”般的民间声音、民间话语和民间生命提供了自由呈现的机会。
小说没有在故事层面上滑行，叙事走向不断地向人物内心探询和挺进，直逼民间生命存在的真相。小说不仅以“死亡”作为叙述的开始和结局，而且“死亡”成为展扬、诠释生命存在形态与力量的叙事线索。生命在这里仿佛一曲曲令人震颤的狂歌，字里行间都穿透出黑水人不可遏制的旺盛的力量。周百岁的神秘死亡带有宿命般的意味；土匪天秋血洗黑水屯，马翠翠凛然赴死的坚定和从容，凸现出北方女性宁折不弯的不屈性格；胡八面对天秋枪口的英雄大义，会让我们对一个穷苦农民瞬间迸发出的无畏肃然起敬；二臭在经历漫长的隐忍之后，向胡龙青致命的搏击，使我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了惨烈倒下的二臭最接近大地的生命的呼吸，看见了民间理想的、张扬的、积极的、新生力量的崛起。在乡村民间既有的秩序和格局中，既隐藏着骚动不安的情绪和生命冲动，也蕴蓄着乡村世界即将毁灭的清醒的愤怒，并且预示出人生虚幻无常的隐约的预感。我们感到了生命的轻与重、悲与喜，苦难的渊薮，灵魂的罪与罚，在乡村世界的生长与绵延。
在很多人看来，民间似乎是远离诗性的，因此，其间的动人与美好常常被叙述所抽空和忽略。《黑水民谣》虽然无意构建乡村的诗意，没有对民间存在的轻易否定，也不想渲染任何“宏大”的主旨，但“黑水村”人内心的隐秘和内心隐痛，个人性的感受，民间生活的边边角角，丝丝缕缕，被细腻入微地摹写，略具写实意味的文字里弥散着作者对民间、乡土的独特感受。我们会感到，小说不经意间提取出与都市生活截然不同的道德伦理范畴，在东北乡村的风土氛围当中，发掘人情、人性内在的骨感和精神质地，小说并不张扬的文字句式，舒缓从容的叙事节奏，真切而又含蓄地表现民间生活。无论是白描还是叙述，既透露出简洁、明朗的抒情姿态，也难掩作者审美感受上的浑沌品质。马翠翠与洪发暧昧、不乏真情的欲望和激情，马翠翠与黑水屯男人们的不即不离，以及她面对死亡的慷慨从容、凛然赴死，兰妮对生活的单纯、坚韧、承担和对爱情的朦胧憧憬，洪少爷的执着和坦诚，都给晦暗、古旧、麻木、浑噩、散漫的乡村添加了牧歌般的情致、飘忽不定的诗情以及能够震撼灵魂的力量
我们还看到，兰妮被胡龙青的肆意强暴，最终不仅没有一个公正的判决或惩处，竟然会使马翠翠萌生将兰妮嫁给胡龙青的念头；洪发和马翠翠有违伦理的混乱的性爱和恋情，警察所罗所长对于兰妮的胁迫和占有，都体现出乡村世界对女性的漠视和鄙视；土匪天秋的猖獗和为所欲为给乡村制造的苦难，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都揭示了乡村世界的无序以及纯朴民风的愚顽不羁。显然，作者没有回避民间先天的“藏污纳垢”性，没有简单地表现乡土民间的愚昧甚至野蛮，也没有简单地以真假、善恶、美丑标准来规定人物存在的理由，而是正视了它的存在，在表现他们生命的狂野性、积极冲动的同时也表达了民间生命的失重和某种脆弱性，包括无法整饬的蒙昧和糟粕。小说还正视乡土境遇中恒久的“心物平衡”的自足的精神特征，这使他们缺少对文明世界的向往，更鲜有内心对美好生活状态的憧憬。这也就呈示给我们一个真实、完整的乡村世界，也才让我们触摸到一个真实可感、丰盈的民间。
与许多小说不同，《黑水民谣》在近六万字的篇幅里虽然尽情地铺排、演绎生命的悲与喜，情感的痛与伤，人性的扭变和乖张，世态的炎凉和惨烈，但是，透过小说戏剧性的表象世界，小说叙述的本质性目标却直指民间生命的生死歌哭和俗世生活的不同凡响。我感到，小说的叙述异常的自由和洒脱，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已然不仅仅是兰妮、马翠翠、洪发、胡龙青、大臭、二臭、周福旺、天秋这些鲜活、具体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命运场景，传神的故事，在看似柔韧的叙述背后，蕴涵的却是一个丰盈饱满、寓意纷呈、感性而荒诞、既抒情又富于哲理内蕴的“民间形象”。这个“民间形象”，显然没有任何理念的支配和控制，也没有对形式或技术的刻意谋划，更无追寻历史和生命“本质”的负担。因此，对这篇小说的主题性分析和任何概括性描述就显得徒劳或牵强。小说似乎有意地模糊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在所营构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中，作者以一种非历史化的叙述观念，使小说把艺术表现发挥到某种极致，从而将人的存在困境和悖论推向极端，也将人物的心理引向极端，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与神奇、传奇与荒诞一起构成了民间价值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