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居士佛教为主体的大乘佛教对词学颇有影响，词人、词籍等多以居士命名，居士佛教的概念词汇被移植进入唐宋词的创作之中，扩充了词学的境界与容量。居士佛教中维摩诘信仰的流行影响到艳词的产生。居士佛教给词学注入忧患意识、苦空观念，促进逃禅遁空词的滋生与发展。
 
【关键词】 居士佛教 居士词 艳词 逃禅遁空词

佛学以灭情为本，词学以言情为宗，体现出水火不容的世界观、认识论及其人生态度。因此，佛学对于词学的影响，很少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拟从居士佛教对于居士词影响的角度，来考察其内在联系。

一 居士佛教与词人的情感符号

佛教于东汉末期传入中国，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几乎同时流播华夏，但与中国的儒、道本土文化自然结合、互为影响，尤其对中国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当属大乘佛教，而居士佛教是大乘佛教的主体。中国的佛教势力由佛教僧侣集团、居士集团、普通信众三个层次构成，居士佛教集团处在中间层次，承上启下，对佛教起着护持羽翼，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居家人士，过着世俗人的正常生活，娶妻纳妾、生儿育女，拥有田园资产，并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信仰佛教，通晓教义，是佛教僧侣集团的外围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外护作用 ① 。然大乘佛教的蓬勃兴起，却是以居士集团为主体力量、以居士佛教为其表现形态的。

基于“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基本理念，大乘佛教通过积极推广居士佛教的途径，弥合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别观念、尊卑界限，重新整合大小乘佛教理论在在家与出家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家修行变成平实易行的在家现实生活。在完成这一理论转变与实践统一的进程中，大乘经典的理论形态为居士佛教的流传壮大起到了指导思想的作用。
其一，唐宋词中词调之名，多有与佛教音乐有关者。大乘佛教改变了小乘佛教对音乐的诋毁排斥，提倡以音乐的强烈魅力来帮助修行者尽快达到开悟的境界，故佛教对中国音乐尤其是词调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唐宋词中的词调，有的直接来自梵呗俗讲等佛曲音乐，如［婆罗门引］、［婆罗门令］、［赞普子］、［兜勒］、［摩诃］、［阿那］、［纥那］、［文叙子］、［法曲献仙音］、［法驾导引］、［五更转］、［十二时］等。有的词调名虽非直接来自佛教音乐，但亦有密切联系，如［望江南］、［西江月］、［柳含烟］、［满庭芳］、［沁园春］等，屡被用于南戏、传奇戏曲作品中的“开场”曲中唱出，而佛教法事中也多用此数调，这即是来自佛教沿门唱经、化缘，俗讲中的“开题”等形式 ③ 。

其二，词人字里爵秩，地望名号，多以“居士”自命。如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浮休居士（张舜民）、姑溪居士（李之仪）、邗沟居士（秦观）、清真居士（周邦彦）、易安居士（李清照）、幽栖居士（朱淑真）、石湖居士（范成大）、稼轩居士（辛弃疾）、至游居士（曾慥）、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六如居士（唐寅）、衡山居士（文征明）、清容居士（蒋士铨）、我闻居士（柳如是）等等。自唐迄清，以居士自鸣者，男女词人有千百之多。

其三，词籍多有冠以“居士”者。如谢懋《静寄居士乐章》、王之道《相山居士词》、赵鼎《得全居士词》、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陈师道《后山居士长短句》（《宋史·艺文志》称之为《语业》）、蔡伸《友古居士词》、吕胜己《渭川居士词》、张孝祥《于湖居士长短句》、王澡《瓦全居士诗词》、唐寅《六如居士词》、刘学箕《方是闲居士词》、朱翌《灊山居士词》等百余种。

其四，词人中有以渔樵道子为号，实际上都是佛教护法居士。如皇甫松，号檀栾子;韩偓，号玉山樵人;孙光宪，号葆光子;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姜夔，号白石道人;吴文英，号觉翁;吴礼之，号顺受老人;乔吉，号惺惺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高明，号菜根道人;张祥河，号法华道人;王鹏运，号半塘老人;文廷式，号罗霄山人;奕绘，号太素道人，又号幻园居士，妙莲居士……风调仿佛，才人性情，世人多以为是道家故实，事实并非如此。古人多称僧人为道人，此风沿袭至宋，如禅僧法秀，人多称法秀道人，山谷曾与之游。因此，道人一词，专指僧侣，非指道家道士。

其五，词论、词话亦多有以佛教梵语、名相命名其集者。如彭孙遹《金粟词话》、吴衡照《莲子居词话》、钱裴仲《雨华龛词话》、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陈匪石《声执》等。如《声执·叙》云:“昔释迦说相，法执我执，皆所当破。词属声尘，宁免两执。况词自有法，不得谓一切相皆属虚妄，题以声执，适表其真。世有秀师，或不呵我。”

其六，有直以佛教之梵语命名词籍斋号。如纳兰性德自号“楞伽山人”，名其集《饮水词》，意本禅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出慧能《坛经》。顾复初自号“曼罗山人”，乃曼荼罗省译，意为安置佛像的坛，轮圆具足的意思。许南英自号“毗舍耶客”，意为如来之境界。梵语妙音鸟曰“迦陵频伽”。陈维崧截取“迦陵”为号并命其词籍;郭麐截割下二字自号“频伽”。晚近词人亦有效用迦陵自命者。清人潘祖荫命其词集曰“芬陀利室词”，梵语“芬陀利”乃白莲花也。蒋敦复同样命其词集词话曰“芬陀利室”。沈曾植名其词集曰“曼陀罗室”，意即梵语“天妙华”，其色香而清的意思。

其七，词宗艳冶，与佛义相悖，而词人多以绮语、语业取譬，一求忏悔，一求解脱。如杨炎正《西樵语业》、陈师道《语业》、周铭《华胥语业》、朱祖谋《彊村语业》。所谓绮语，隋慧远《大乘义章》云:“邪言不正，其犹绮色，从喻立称，故名绮语。”显然是指失空不实，甜言蜜语，是故佛家引以为戒。黄山谷曾被法秀道人呵斥为“笔墨劝淫”，当下犁舌地狱。《冷斋夜话》卷一〇:“鲁直悟法秀语，罢作小词。”乾隆年间郭麐名其集曰《忏余绮语》，自序中所语甚明，一面自言忏悔，一面仍写绮语。近人况周颐也命其集《存悔词》，周天麟命其集《悔余词》。

总之，上述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并不是文人随心所欲点缀门面，或装头做脚附庸风雅，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词人与佛学的结合，说明他们在深奥的宗教哲理背后，找到了具体可感的人生情味。词人以居士自命，并非完全出自对于佛教义理的钟情与虔诚，不可排除对国势的衰微、人生的苦短、仕途的挫折、生活的困顿等自我忧患意识的自赎与移情，是转而追求享乐艳异的文化倾向与情性爱欲的心理忧郁的释放，是情感符号的又一种解读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