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民间叙事学领域长期盛行的是文本的历时性研究方法。本文则另辟蹊径，从“表演”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两次兄妹婚神话表演事件的个案分析，展示了民间叙事的动态而复杂的传承、表演和文本化的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往往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充满了传承与变异、延续与创造、传统与个人创造力的不断互动与协商。因此，只有把历时性研究和特定表演时刻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与民族志研究、文本研究与表演过程研究、对民间叙事的集体性和模式性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等结合起来，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民间叙事的传承和变异的本质，及其形式、功能、意义和表演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绪  论

民间叙事，是指在不同集团的人们当中流传的、对一个或一个以上事件的叙述，它们主要通过口头来进行交流（所以又被称为“口头叙事”），而且往往以众多异文形式存在。民间叙事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既包括神话、民间传说、狭义的民间故事、笑话、史诗、叙事歌谣等传统的文类，也包括日益受到当代学者关注的个人叙事、都市传说、逸闻等。民间叙事不仅一直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最受重视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且还常常引起诸多文艺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浓厚探索兴趣。

本文将参照国际民间叙事学领域里较晚近的学术理论，特别是参照表演理论与民族志诗学的视角和方法  ，对河南省淮阳县人祖庙会上的两次兄妹婚神话的表演事件进行微观考察和细致描述，通过分析两位讲述人对神话与现行伦理婚姻制度之间、以及故事发展逻辑本身存在的矛盾的不同处理，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1、探讨以下一些目前在中国民间叙事学及神话学领域里尚很少被论及的学术问题: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叙事文类，神话文本是如何在表演过程中得以呈现与构建的?在讲述过程中，讲述人与参与者之间、传统与个人创造性之间如何互动?有哪些因素在共同参与讲述过程并最终塑造了神话文本?神话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被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赋予他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以意义?2、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力图进一步突破表演理论的局限，结合多种视角和方法的长处，运用“综合研究法”对民间叙事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在研究“作为口头表演的民间叙事”时，应该把中国学者注重历史研究的长处和目前一些西方理论（包括表演理论）注重“情境性语境”和具体表演时刻的视角结合起来;把宏观的、大范围里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与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文本阐释与动态的表达行为和表演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

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世界中赫赫有名的尊神。相传伏羲发明了八卦、制作了婚嫁的礼仪、结绳为网、冶金成器、教民熟食，又是一位春神兼主管东方的天帝。女娲的事迹主要包括抟土做人、炼石补天、兄妹结亲繁衍人类等。许多学者认为，伏羲与女娲原本并没有联系，而且他们与兄妹婚神话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汉代的史乘和汉墓画像中才开始被频繁地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与兄妹婚神话的粘连，大约更晚 ④ 。
相传淮阳是太昊伏羲氏的都城，伏羲自然是这里最显赫的尊神。城北的蔡河北岸，建有“太昊陵”，俗称“人祖庙”，主要供奉伏羲，据说始建于明初。统天殿是庙内的主体建筑之一，内塑有伏羲手托八卦的塑像。殿后有显仁殿，显仁殿后为伏羲陵，陵前有碑，上书“太昊伏羲氏之陵”。碑前修有一个大香火池，供香客焚香烧纸之用。1949年以后由于“破四旧”等政治浪潮的冲击，太昊陵内的建筑毁坏大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政治文化环境逐渐宽松，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人祖信仰又成了当地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出发，在“重修太昊陵”的目的下统一起来。

兄妹婚神话在文化史上的出现是很早的，有人认为它产生于原始时期血缘婚姻正在流行或被容许的时期，也有人认为它产生于由血缘婚姻向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至于它在中国文献记录中的最早出现年代，目前尚有争议。有人结合汉代石（砖）刻画像，认为可追溯到汉代;也有学者根据对敦煌残卷的阐释，认为这一神话出现于六朝时期。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其最完备的文字记录，出现在唐代李冗的《独异志》中，其中的故事与兄妹婚神话的常见叙事模式相比，缺少了“洪水为灾”和“孕生人类”的母题，添加了对后世婚姻习俗的释源性解释，其余核心母题则大体一致。

王东莲显然很愿意向我们几个“外地来的读书人”展示她所掌握的传统地方知识，对我们的询问反应积极，配合也很主动。兄妹婚神话在这里成为她与我们进行交流的重要文化媒介，这是她将兄妹婚神话的传统知识“再语境化”的主要原因。她讲述的这则伏羲女娲的兄妹婚神话大体完整，基本是中原一带汉民族中比较常见的兄妹婚神话类型 ⑥ 。故事中的母题，如天塌地陷世界毁灭、兄妹始祖劫后余生、滚磨卜婚、血亲婚配并再传人类等都出现了。只是其中粘连上了补天母题，而且，与兄妹婚神话的常见叙述类型相比，其中兄妹结婚后传衍人类的方式变成了中原一带比较流行的兄妹捏制泥人，而不是生育了正常胎儿或者怪胎。
起，而且对于兄妹血亲乱伦也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不过他们对神话因为粘连和变异而引起的故事发展逻辑上的矛盾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总之，在这个特定的表演事件中，讲述者、听众和研究者怀着不同的目的和知识、能力，一同参与到讲述过程中来，并积极互动、协商和创造，不仅共同塑造了这一个神话传承和变异的时刻，也最终一同重新构建了一个特定的、新的神话文本。

但是她的讲述中间有两次“表演的否认”， ⑨ 即在回答熟人的询问时，她说自己是在讲“老迷信的话”。她对表演的否认，与王东莲的否认表演（“｛我｝讲不好”，“咱这又没有文化，又没有水平的”）一样，都承担着设定其表演框架的功能，同时表明讲述者不愿意承担完全展示自己交际能力和讲述技巧的责任。但是，她的否认与王东莲又有所 不同，它是以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对民间信仰的抑制和禁锢为“背景”的，而并非是缺乏交际能力和知识的结果。她的自认在讲“迷信”，显示了国家权力的隐形“在场”，显示了民间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长期以来压制民间信仰（包括神话）的心有余悸。用这样的策略，她实际上是在熟人面前，也在外来的研究者和其他听众面前，主动承认（至少在表面上）自己“思想”的落后，承认所讲述的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的内容，并通过这种积极的、自嘲式的、低姿态的自我否定，达到（或者期望达到）一定的自我保护的作用。